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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心目中的“大同”与“小康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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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“ 大同”与“小康”,出自《礼记》中的《礼运》篇,是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重要源头。大同的背景是“大道之行”,小康的背景是“大道既隐”。我以为,大同是理想社会的自然图景;小康是非理想社会的有效治理。《礼运》讲小康,与“大同”的“大道之行”相对应,即“今大道既隐,天下为家,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,货、力为己。”孔子所说的“大同”和“小康”的时代界线,似乎是清楚的,又似乎是模糊的。《礼运》透过“大同”“小康”传达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,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,以近现代为例,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时,是以“大同学”的面目出现的。

“ 大同”与“小康”,出自《礼记》中的《礼运》篇,是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重要源头。
大同的背景是“大道之行”,小康的背景是“大道既隐”,我以为,大同是理想社会的自然图景;小康是非理想社会的有效治理

《礼运》是《礼记》中的第九篇,据说写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,是儒学学者用假托孔子答问的形式展开论述的



孔子曰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”,这几句话是对大同社会的高度概括。
然后讲了泛爱,“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”,讲了老年、壮年、幼年各有所托,讲了“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、疾者皆有所养”,讲了男女各归其位,讲了人尽其能,物尽其用,讲了社会诚信和安宁。





《礼运》讲小康,与“大同”的“大道之行”相对应,即“今大道既隐,天下为家,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,货、力为己”在此背景下,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,他们恪守礼制,是谓小康



孔子所说的“大同”和“小康”的时代界线,似乎是清楚的,又似乎是模糊的。

他在讲“大同”时,讲了“三代之英”,人们理解为夏商周三朝,而在说“小康”时,又讲到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,实际上也是夏商周结合前后文理解,孔子在讲收集文献之难时,讲到为了“观夏道”而去杞国,为了“观殷道”而去了宋国,这里只涉及到夏和殷商,并没有涉及周。
可以理解为“大同”至少在周之前。

而他所讲的“小康”,则是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的时代。





孔子所说的“大道”,实际上是说的“礼”。

“夫礼,先王以承天之道,以治人之情,故失之者死,得之者生,”“故圣人以礼示之,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”我理解,孔子所重视的礼是政治秩序、伦理秩序、或许还包括法律秩序,



孔子推崇周礼,实际上是周总结和传承之前朝代之“礼”,包括孔子直接通过夏商有限遗存了解到的“礼”。

这个“礼”应该是氏族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秩序,进入奴隶社会后,私有制出现了,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,因此,既要有理想社会的追求,又要面对非理想社会的实际,实施有效治理。




《礼运》透过“大同”“小康”传达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,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,以近现代为例,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时,是以“大同学”的面目出现的。

这一方面说明需要借助中国的文化符号;另一方面也说明与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一定程度地相契合。
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也使用了“小康”的概念,作为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只是内容内涵有很大的不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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